姓名：林毅夫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52年10月15日

    职称：教授

    职务：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工作单位：世界银行

个人简历：

   林毅夫，男，生于1952年10月15日，籍贯：台湾，宜兰。曾是第7、8、9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历：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78。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

   工作简历：1987-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2008年5月，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6月，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 本帖最后由 邵国疆 于 2008-6-19 08:49 编辑 ]

国内外兼职：

厦门大学兼职教授2001-

复旦大学兼职教授2000-

浙江大学兼职教授1999-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1995-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客座副教授,1990-93。

美国杜克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1994。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学院兼职教授,1990-96。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2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2001-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01-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2001-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五”规划审议会常务理事会成员,2000-

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2000；

中国科学技术部第二届国家软科学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1999-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2000-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

中国农业部第三届软科学委员会委员，1999-

中国农经学会常委理事,副秘书长, 1992-

世界银行顾问,1987-90,1993-。

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顾问组成员,1995-。

国际农业科研组织技术顾问组成员,1996-。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太平洋农业政策网络领导小组成员,1993-。

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常设领导小组成员,1993-。

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和环境项目领导小组成员,1994-96。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委理事, 1994-。

东亚经济学会理事(国外), 1995-

国际经济学会第11届世界大会(突尼斯)筹备组成员,1995。

国际经济学会东亚经济发展东京圆桌会议筹备组成员,1996。

东、新、澳17国中央银行培训班课程主任,1996。

香港研究拨款委员会专家,1995-。

农业经济(英文,国际农业经济学会会刊)副主编,1995-。

以下海外英文学术杂志编委:

亚洲个案研究(新加坡)，

汉城经济学杂志(韩国)，

太平洋经济评论(美国)，

中国经济评论(美国)，

亚洲太平洋经济文献(澳大利亚),

香港企业管理杂志(香港)。

以下中文学术杂志编委:

经济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荣誉:

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北京大学第七届科研著作奖一等奖，2000。

“技术变迁与收入在农户间的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杂志》1999年度最佳论文奖。1999年6月第43卷第2期。

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9年。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1998-1999。

国际小麦和玉米研究所（绿色革命发源地）1998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

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1997年约翰.克劳夫爵士奖(每两年从各国农业经济学家中选出一位给奖)。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获1998年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

《中国的奇迹》获1996年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获1996年北京大学第五届科研著作一等奖。

美国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

《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获1993年孙冶方奖（国内经济学最高奖）。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成就的专家津贴。

个人小传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科学和工程名人录》、《国际名人辞典》、《国际年度名人》等。

主要作品：

《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出版社，1993年。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文简体字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英文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日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6；韩文版，汉城白山书社，1996年；法文版，巴黎Economica出版社，1998；越文版，胡志明市，西贡时报出版社，1998。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文简体字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英文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日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8；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印2000年。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005 年 11 月 29 日晚，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经济中心致富轩作了题为“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的演讲，并和 200 余位北大学子畅谈人生，以下是讲座的主要内容。

两次准考证失而复得

    经常有人向林毅夫教授请教成功的秘诀，经过他的反复总结，秘诀只有三个字——“运气好”。至少有四次好运气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第一次好运气发生在高中毕业参加台湾大专联考（相当大陆的高考）的时候。当时的联考分为两天，在第一天的考试结束回家后，林教授发现自己的准考证丢失，全家人很着急，整个晚上到处寻找却无果而终，第二天早上，林教授到考场后，准考证却从监考老师那里失而复得，后来林教授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台湾大学。

    第二次好运气发生在林教授军校毕业留校任职一年后。当时他准备报考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报名途中和一位学长交谈之后临时改为报考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 MBA，该所是台湾竞争最为激烈的研究所。在从台北返回高雄的火车上，林教授的准考证再一次不甚遗失，当时距离考试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在距考试仅一个星期的时候，准考证再次奇迹般地回到林教授的手中，后来林教授顺利考上。

入北大，邂逅舒尔茨

    第三次好运气发生在 1979 年，林教授刚从台湾来到大陆，有关部门决定满足他继续读书的要求。当时人民大学是首选，但因为人大校园还驻有“二炮”的机关而被婉拒，林教授转而进入北大，成为北大经济学院的研究生。正是这次阴差阳错成为林教授日后学者生涯的开端。

    林教授在北大遇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第四次好运。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于 1980 年秋应复旦大学之邀来到中国访问，他在回美国的途中停留北京大学讲学，因为林教授英语出众而被委以重任，负责舒尔茨教授讲演时的翻译工作。在那次短暂的邂逅中林教授给舒尔茨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舒尔茨教授随即寄来一封邀请函，邀请林教授北大毕业后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且许诺提供一份奖学金。林老师接受了邀请，于 1982 年前往美国，开始了改变人生的又一次旅途。

    不是第一次准考证失而复得，林教授不会考入台大，不是第二次失而复得，林教授不会获得台湾政治大学的 MBA 学位，没有这个 MBA 学位林教授不会提出在北大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的要求，没有“二炮”占用人大校园，林教授不会来到北大读硕士，没有到北大就难以邂逅舒尔茨教授，没有舒尔茨教授的邀请林教授也就不会于 1982 年前往美国求学，并且成为改革开放后首位从西方国家学成归国的中国经济学家，所以，林教授感叹自己的人生是由连串的好运叠加而成。

在逆境中选择最优行为

    好运气对于获得成功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面对逆境时当事人所作的选择。第一次遗失准考证的时候，林教授没有心慌意乱，当夜仍然安稳地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精神饱满地去参加考试；第二次丢失准考证的时候，他没有自怨自艾、心灰意冷，而是继续复习，结果两次准考证都失而复得。

    人生总会有遇到不幸的时刻，悔恨有加、心烦意乱、自暴自弃很可能会让自己全盘皆失，遇到这样突发的厄运，林教授认为最好还是像《金刚经》（净佛土分第六）中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自己的心境不受已发生的事和遭遇到的困难的干扰，从容应对，做出当时情况下最有利于目标实现的行为选择。用经济学家的语言也可以表达同样的思想：当一个外生冲击发生的时候，一个人的理性选择应该是在当时的限制条件下，做出所有可能选择中最好的选择。林教授第一次遗失准考证时的最优选择是保持平静心态，睡个好觉，内疚于事无补；第二次的最优选择是抛开烦恼继续复习，即使今年不能考，对明年考试也会有帮助。

    一个人即使在最恶劣的状况下，如果能够不自怨自艾，而是继续向前看，不放弃自己，继续做出努力，“否极”之后自有“泰来”，人生总会是幸运的。改革开放是大家共有的好运气最后，林教授认为他的最大幸运还在于祖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他早几年回来，大陆还在文革，或是，1979 年以后大陆不改革开放，他不可能有后来这一切尽情发挥的广阔天地。改革开放也是大家共有的好运气，对于北大同学来说，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地位蒸蒸日上，但同时经济社会体制中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善，这给予以天下为己任的北大学生许多发挥的机会，大家要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不管碰到任何挫折，都要有一种豁达的心态，把挫折当作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锻炼，这样必能“无往而不利”，到年纪大时回顾走过来的道路，一定会发现好运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

[ 本帖最后由 邵国疆 于 2008-6-19 08:50 编辑 ]

提问部分
    问：我的专业是物理，但发现自己的兴趣在经济学上，应不应该就此转学经济学专业？

    答：人生没有固定的路径，有时候需要改变自己的轨道，才能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我从离开台大进入军校，再从军校来到大陆，几次改变自己的人生轨道。我的忠告是：首先，即使要转变轨道，也一定要把现有的工作做到最好，这是一个人对工作应该有的态度，只有这样，人生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其次，在改变人生的轨道时，一定要确定自己的改变是为了追求一个不变的，并且是比自己大的人生目标，而不是一己之私利。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人生理想应该是儒家的“仁”，一般人只会把自己身体范围之内的部分当成自己，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是把自己能够感觉到的所有人都当成是自己的范围，所以天下事就是“自己”的事。一个“仁”人面临选择时的追求就是这样“大我”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你的改变是为了使自己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以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该改变就改变，不要犹豫。

问：你在爱情的十字路口是怎样选择的？

答: 我很幸运，有一个永远爱我，永远不放弃我的妻子。我在台湾结婚，有两个孩子。当我来到大陆的时候，妻子一个人在台湾照顾两个孩子，她认为如果为了儿女私情把我留在台湾，我不会快乐，所以她支持我来大陆。当我 1979 年离开台湾的时候，以为下一次团聚要在几十年后，但我的妻子没有放弃我，而是选择寻找机会和我团聚，我也在这边等待机会。当我 1982 年留学美国后，她也于同年年底带着两个小孩来到美国和我团聚。所以我常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

问：在你的人生中常有一般人看来离经叛道的行为，那么你人生中的“经”和“道”分别是什么？

答： 《商子》（更法第一）里有一句话“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就是说有大理想、要做大事的人不能以社会上一般人的行为作为标准。以我从台湾来到大陆之举来说，放弃岗位，抛家离子，与父母不辞而别，一般人或许会难于谅解，但是就像和朱熹一起编《近思录》的吕祖谦在《左氏博议》（卷三）所言“以乱助乱其罪小，以治助乱其罪大”，在大罪和小罪之间我自当选择小罪。在人生的重大选择上，理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之间是有一条界线的，其差别在于出发点是什么。人不用每天都在谈理想，但应该很仔细地想一次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什么，想完之后就不用再想，剩下的就是做。在实现追求的过程中也许会改变自己的轨道，但改变轨道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追求的目标。

问：是什么样的追求让你舍弃在台湾的优厚条件，离别亲人只身来到大陆？

答：小时候我就常听家父讲述历史故事，知道孝分为“大孝”和“小孝”，“小孝”只是承欢膝下，而大孝则是要肩负起对国家社会的责任。相信我的父母和妻子能够理解我的选择，因为他们明白我的人生追求。

问: 面对一位追求理想的男士，现在的女生应该如何选择，能否得到幸福的结果？

答：只要付出，相信最终多数都会得到幸福的结果。关键是如何定义幸福，长相厮守，同床异梦，不一定是幸福，而天南地北，劳燕分飞却能心心相印也是幸福的。爱情需要理想才能产生共鸣，我和我的爱人有爱情，也有共同的理想，所以我们能够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以一般人的标准看来，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很少管家里的事，即使在一起，留给家庭的时间也很少，但相信我们的爱情是幸福的。

问：如何评价外界认为北大学子“太傲气”的观点？

答：北大学子有自己的傲气，但正是这种傲气才孕育出北大学子的骨气。北大学生要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而当今天下舍我其谁应该是从实现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天下所承担的责任的标准来说的。为了实现这个责任，北大的学生应该知道做任何事都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需要许多很有能力和其他能力也许不如北大学生的人组成团队，一起奋斗，这样大事业才有可能完成。作为北大的学生，当明白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后，就应该把自己的傲气藏入内心，团结他人，以完成其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

问：中国文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确立自己的主体性？

答：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认为文化是一种不断演化的制度，它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当今中西文化的不断碰撞会不断扩大中国文化的内涵。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过去的东西不可能被完全舍弃，但是过去的东西只是历史的起点，未来的走向会有对过去的继承，又有对国际化的趋势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的适应性的调整。最终，世界各国的共性会越来越多，但各种文化又能保持其自己的特性，例如当今的欧盟在政治上统一，但法国和德国都保存有各自的文化特色，因为它们的文化基因还存在。中国文化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也同样会在不断融合之中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

问：当追求的理想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的时候，还应不应该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

答：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定要追求一个比自己大的目标，如果是以天下为己任，那么他的边际收益将永远处于递增的阶段。“大我”的追求和“小我”的追求不同，在“大我”的目标下哪有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益的时候？论语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只及美国的 3.2 ％，如果以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福祉为目标，应该是如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有到了全天下的人都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时，才会有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的时候。

问：读中国古代的经典对经济学研究有什么帮助？

    答：孔子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五十岁的人通过这些经典可以回味一番人生的意义，总结自己前 50 年的追求，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年轻时我是从字面意思来读这些经典，现在人生的历练多了，再读这些经典，常能发前人所未发的认识，例如《老子》开宗明义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句，在我过去看过的注释中“玄之又玄”的解释，几乎都认为这四个字无非是说“道”很难认识。但是，最近再读时，根据我对经济学研究的心得对这四个字有新的认识，我认为其实“玄之又玄”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根据我的理解，老子是用“无”字来描述对事物中“道”的作用还没有被认识的状态（“无，名天地之始”），用“有”字来描述已经掌握被认识事物和现象中的“道”的作用状态（“有名万物之母”，母有依据之意）。要以“常无”也就是时时以对现象背后的“道”的作用尚未认识的心态来观察现象，以达到“常有”，也就是达到时时掌握“道”在各个现象中的作用的境界（“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 “无”和“有”两者同出于道，但表达的是人们对道的认识的不同阶段，所以，“两者同出而异名” ，而老子用一个“玄”字来代表“无”和“有”二个字（“同谓之玄”），“玄之又玄”的意思则是指，用“无”的心态去观察一切事物、现象，达到“有”，在认识到“道”的作用以后（“有”的状态），还必须再以“无”的心态去观察新的事物现象，所以，“玄之又玄”也就是“…无-有-无-有…”。老子认为这是“众妙之门”，一切事物都来自于“道”，所以，“众妙”者“道”也，“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就是这种“…无-有-无-有…”是认识“道”的法门。

在学习经济学的理论时，这种“玄之又玄”的法门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个经济学的理论模型都是“理性”的表现，也就是一个面临约束条件的决策者所作的他所认为的最佳的选择。约束条件因人、因地、因时而不断在变化，所以，最佳选择要因“人、地、时”的变化而不同，才能保证选择是最佳的。在学习经济学的理论时，也必须有“常无”的心态，在分析一个现象时，不能简单地搬用现有的理论，而是应该根据现象具体分析，以这种常“无”的心态，才能永保不偏离“理性”，也就是“常有”。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就好像佛经中说的“八万四千种佛法”，但不能把其中任何一种当成教条，《金刚经》中有言“如来所说法，皆不可执，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明法身分第四）”。就经济学理论而言，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在另一条件下不一定是最优的，所以不能把理论教条化。通过读古代的经典可以为经济学研究带来众多启示。